当破除迷信之后：探寻社会秩序裂痕的深层密码

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 –司马迁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“破四旧、除四害” 的浪潮席卷大地，各类被贴上 “迷信” 标签的事物皆在扫除之列。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中的我，也曾笃定迷信是时代的糟粕，是社会的毒瘤，理当被彻底摒弃。直到近日细读吴思先生的历史三部曲之《潜规则：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》，字里行间的洞见如惊雷破蒙，让我恍然醒悟 —— 世间万物原无绝对，那些被我们全盘否定的 “迷信”，或许也曾在历史长河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。

书中记载的一则往事令人揪心：某县竟形成了家家户户制作假黑木耳的产业集群，这种对人体有害的伪劣产品，在当地堂而皇之地流通多年。事件曝光后，吴思先生的追问直击人心：当伤天害理之事从个体隐秘行为演变为群体公开操作，当一个地区的人集体突破道德底线，我们是否该反思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？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当下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，从苏丹红鸭蛋到毒奶粉，从地沟油到瘦肉精乱象，类似的悲剧不断重演。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丢失了什么，让逐利之心战胜了敬畏之心？

吴思先生在书中写下这样震撼的文字：“刘根林看到的景象，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。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。一个村庄一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，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，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心这种东西。” 这番诘问如重锤敲在心上。所谓 “天理良心”，本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要义，却在近代没落；而 “损阴德、折阳寿、下地狱” 这类带有迷信色彩的劝诫，更在现代科学人生观中销声匿迹。可当这些约束被一一剥离，我们的社会又剩下了什么？

此刻我忽然顿悟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，物质上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，却在不经意间丢失了某些关键的精神锚点。古人虽有 “迷信” 之说，实则蕴含着朴素的信仰智慧。“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” 的因果观，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 的敬畏心，这些深植于民间的理念，如同无形的缰绳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边界。当个体对来世报应深信不疑时，自然会在作恶之前三思而后行，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克制，构成了传统社会最基础的道德防线。

然而，当科学文明的曙光驱散了 “迷信” 的阴霾，旧的约束体系轰然倒塌，新的道德框架却未能及时补位。人们挣脱了 “死后受罚” 的精神枷锁，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敬畏之心，欲望在无拘无束中无限膨胀。法律虽日趋完善，但其在社会底层的覆盖面终究有限，“执法者寡而违法者众” 的现实与侥幸心理，使得许多阴暗角落难以被阳光照耀，灰色地带的乱象更是屡禁不止。

于是，社会治理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真空地带：法律的刚性约束触达不到每个角落，而信仰与道德的柔性约束又日渐式微。这便是世风日下、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源所在 —— 当 “迷信” 所承载的敬畏之心消失殆尽，人们变得愈发短视，只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，哪管身后的洪水滔天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 当最本源的敬畏之心缺失，后续的道德规范便如同无根之木，难以支撑起整个社会的伦理大厦。

从辩证法的视角看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。那些被我们批判的 “迷信”，在特定历史时期其实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。如今，如何填补由迷信约束的真空，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比法律更为广泛和底层的社会约束系统，已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。

—-写于某黄牛肉馆瘦肉精事件后